第1145章 戲劇和教化

當蘇澤接到了高拱從揚州府寄過來的信的時候,不由得一驚。

他也冇想到,自己這位致仕的師相,竟然和李春芳搗鼓出了這套東西。

而且高拱的切入點,竟然和原時空那幫“大儒”的做法彆無二致,都是從“大禹治水”入手的。

為什麼原時空如此重視夏商周的斷代工程?其實最重要的朝代就是夏,也就是大禹的兒子啟建立的這個第一王朝。

這不僅僅是單純的為了將中華文明的曆史向前推,要知道中華文明的曆史已經足夠悠久了,曆史學家對此並冇有太大的執念。

重要的還是大禹治水的敘事。

其實高拱這套說法,放在如今的大明,經曆了宋儒和心學洗禮的儒生們,很容易就能接受。

但是如果向上推一點,你和漢代的儒生說,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,是因為大禹因地製宜,能因勢利導疏通大江,那漢儒大概認為你是神經病。

倘若真的回到大禹治水的年代,你自己詢問大禹,大禹也會說他能治水成功,是因為上天所鐘,是天神讓他成功

在大禹那個時代看來,功業都是上天賜予的,更類似於“因信稱義”,而不是歸功於什麼“治水技術”。

正如李春芳所說的那樣,宋儒已經是儒學的3.0版本了。

前兩個版本,孔子所創建的原始儒學,以及漢儒所創建的讖緯儒學,反而是更類似於神學。

尤其是漢儒,天人感應可不是說說而已,兩漢滅亡,都是亡於此。

首先是王莽代漢,這是儒學,或者說儒家神學淩駕於王權之上,“教皇”王莽,利用教權進行了一次王權更迭,最終王莽失敗了。

而東漢末年的事情,則是民間教派“米教”,對已經腐朽的上層儒學進行了一次總清算。

這一套理論,等到了原時空,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代,讓儒學,乃至於整個曆史,都成了阻礙工業化和現代的曆史包袱。

唯心主義是冇辦法進行工業化的。

於是,在那段最黑暗的時期,當時的知識分子們,通過重構“大禹治水”的曆史敘述,完成了一次國族精神的重構。

經過這一次的重構,大禹治水成了實事求是、因勢利導的典範,治水成功這件事,抹去了天神天命的部分,換成了勤勞和智慧的成果。

並通過大禹父親治水的堵,以及大禹治水的疏,強化了大禹這個“唯物主義聖王”的地位,從而塑造了一種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“唯物主義聖體”的敘述。

這次重構無疑是非常高明的,這為蘇澤穿越前的華夏崛起,掃清了不少障礙。

而這麼做的另外一個副作用,就是東漢的曆史存在感少得可憐。

這就是因為東漢是儒學國教化最昌盛的時期,這是曆史走的“彎路”,必須要隱去。

而高拱所做的一切,竟然和原時空那幫人彆無二致,也選擇了大禹治水,以及用春秋筆法隱去漢儒的辦法,來重構這套實學敘事。

這難道就是所謂的殊途同歸?

對此,蘇澤自然是極為支持。

他回信高度讚同了高拱的思路,並且詢問高拱是否需要幫忙。

解決了一個“老問題”,蘇澤又看向書房上的一份奏疏,現在要處理的是新問題。

蘇澤放下私信,目光落在了案頭的一份絕密卷宗上。

這是禮部和治安司聯合提交的《京師戲院及演藝場所輿情勘報》。

這份勘報的核心,直指京師如今最大的文化娛樂中心——三王劇院。

當初,順義王黃台吉、滿剌加國主鄭懷遠、琉球國主尚義,為了尋開心和賺錢,在京郊盤下地盤,建立了三王劇院。

但如今,這些創立者的心思,早就不放在劇院上了,甚至三人的友誼都出現了裂痕,三王的說法都少了。

三人對劇院的日常運營完全不上心,索性將場子承包給了戲班班主和職業經理人打理。

然而,創始人的抽離並冇有讓劇院衰落,反而讓其影響力呈現出爆炸式的膨脹。

各種新劇層出不窮,三王劇院已經成為京師百姓、南來北往商賈乃至部分中下層官員獲取信息、宣泄情緒的重要場所。

問題就出在這裡。

三王都已經逐漸退出管理,劇院卻冇有因此敗落,反而因為新市民階層的崛起,日益昌盛。

為了迎合新興市民階層的口味,劇院開始自行其是。

一些落魄文人和戲班班主為了票房,不僅編排家長裡短、才子佳人,甚至開始排演帶有批判色彩、暗諷朝廷政治的劇目。

戲台子上的煽動力,遠比邸報和揭帖來得直接和猛烈。

“子霖兄。”

公房的門被推開,禮部侍郎羅萬化邁步走入。

羅萬化也是蘇澤同窗好友,以前兩人一起辦《樂府新報》的日子還在眼前。

可隨著眾人位高權重,反而私下交往少了很多。

這一次是羅萬化,自蘇澤升任閣老之後,第一次踏入蘇澤的值房。

“一甫兄請坐。”蘇澤指了指對麵的椅子,“你是為了三王劇院的事專程來的?”

羅萬化沉聲道:“子霖兄,這劇院的事情不能這麼放任下去了!這戲台子上的話,一天能影響上萬人。若是被彆有用心之人利用,煽動民怨,甚至阻礙朝廷新政,後果不堪設想。”

蘇澤笑了笑說道:

“一甫兄,你忘了當年咱們辦報的時候,你最倡導辦報自由,怎麼到了劇院,反而如此激烈?”

羅萬化臉色一紅,他知道蘇澤是開玩笑,值房內的氣氛一下子輕鬆下來。

羅萬化說道:

“此一時彼一時,況且辦報和劇院不一樣。”

蘇澤笑道:

“有何不一樣?”

羅萬化冇有直接回答,而是話鋒一轉,提起了另一件事:

“子霖兄,前幾日我聽鴻臚寺那邊說,我們在朝鮮利用書院和戲劇推行王化,效果顯著。朝鮮底層的百姓和兩班貴族中的邊緣人,通過看大明的戲,讀大明的書,對天朝上國心向往之。這等文化教化的利器,我們在海外用得

風生水起,怎麼在京師自家門口,卻任由它變成脫韁的野馬?”

蘇澤眼中閃過一絲讚賞。

羅萬化不愧是能在朝堂上穩紮穩打的精英,一眼就看透了文化陣地的本質。

思想和文化,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娛樂,而是政治的延伸。

“一甫兄的意思是,朝廷必須介入,將劇院的輿論導向納入掌控?”蘇澤問道。

“正是。”羅萬化正色道,“但朝廷不能再用老辦法,直接強製關了戲園子,那隻會激起民變,落個鉗製言路的罵名。”

“朝廷廢除樂籍賤籍已有數年,但民間對戲子和編劇的鄙視依然存在。這些人地位低下,缺乏歸屬感,自然隻會迎合底層的戾氣。”

羅萬化提出了他的第一條對策:

“朝廷應當出麵·寬慰”並“收編”這些知名戲子和戲劇作家。朝廷大可授予劇作家‘集英館待詔“禮部教坊司特聘教習’的虛銜。給這些人體製內的尊嚴和俸祿,讓他們從‘江湖草莽’變成‘朝廷喉舌”。拿了朝廷的體麵,他們下筆時自

然會有所顧忌,也會自覺維護朝廷的體麵。”

蘇澤思索片刻,補充道:

“不僅是虛銜,朝廷可以優容一些,給他們一些待遇,隻不過要將京師的戲班班主、編劇全部登記在冊。凡公會成員,可享受朝廷的免稅政策和場地優先租賃權;但不入會者,一律不得在京師及各省府縣登台演出。用行業準

入的門檻,把他們圈進朝廷的籠子裡。”

羅萬化點頭讚同,隨即拋出了他的第二條對策:

“收編隻是防守,引導才是進攻。”

“我大明在朝鮮設立文化獎項,鼓勵朝鮮文人創作親大明的作品。京師為何不能效仿?朝廷可由禮部牽頭,內帑或戶部出資,設立‘大明戲劇節”,並頒發諸如“文華獎”等官方榮譽。”

“用重金和榮譽,引導他們創作符合朝廷主旋律、安撫人心的作品。”

羅萬化早已經冇有當年初入官場時候的天真,手段也成熟了很多,他說道:

“不是說現實問題就不能批判,而是要言之有物,不能傳播仇恨,煽動對立。”

“戲劇創作也可以符合朝廷的主旋律,多寫開拓海外、工商興國的題材。讓天下百姓在潛移默化中,接受實學的理念,認同朝廷的新政。”

蘇澤聽罷,忍不住撫掌大笑。羅萬化這套“胡蘿卜加大棒”的文化統戰手腕,簡直是將官僚體製的馭人之術發揮到了極致。

“一甫兄此計,切中要害。”蘇澤站起身,走到輿圖前,“不過,設立戲劇節和獎項,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,且必須有一套嚴密的評審機製,否則就會淪為權貴子弟分贓的把戲。”

蘇澤轉身,提出了更為現代的製度設計:“我打算在戶部名下,設立‘文華獎”,運營方式和‘華陽獎”類似。資金來源,從各省新征收的娛樂商稅和報業印花稅中抽成。這筆錢,專門用於投資主旋律戲劇的創作、巡演,以及戲劇

節的獎金發放。”

“同時,實行‘劇本備案製。”

蘇澤說道:

“朝廷不搞事前審查,那會扼殺創作,也會讓禮部那幫腐儒把戲台子變成枯燥的說教。我們實行備案與事後追懲。隻要不觸碰謀逆、煽動造反,泄露軍機這三條紅線,皆可上演。但一旦越線,治安司立刻介入,直接封停戲

班,追究公會負責人的連帶責任。

羅萬化聞言,果然是蘇子霖,原來他早就有了想法。

羅萬化站起身,鄭重地向蘇澤拱了拱手:

“子霖兄高瞻遠矚,早有對策,羅某受教了。”

蘇澤心中有些歎息,當年他和羅萬化還有沈一貫在翰林院辦報的時候,經常暢論國事,三人關係密切。

可如今三人的官位高了,交往卻不能和以前那樣自由,受到各種禮教和官場尊卑的束縛。

隻能說,年少時那種感覺再也不會有了,當年最剛正的羅萬化,也已經是穩重的政治家了。

“好,有一甫兄這句話,此事便成了一半。”

蘇澤拿出一張票,開始將剛剛討論的改進方式寫上去,然後貼在了《京師戲院及演藝場所輿情勘報》的奏疏上。

這就是閣臣的票擬職權,閣臣可以將看完奏疏之後的修改意見,附在奏疏上。

在這份奏疏中,蘇澤將羅萬化的建議與自己的製度設計完美融合。

皇帝如果支持閣臣的意見,就可以直接按照票擬的意見頒布奏疏。

而如今的票擬製度下,隻要其他閣臣和司禮監不明確反對,事情基本上就成了。

這也是隆萬內閣日益權重的原因。

不過寫完之後,蘇澤還是不太滿意。

他對著羅萬化說道:

“光有政策,還需要有執行的人。”

羅萬化也點頭。

蘇澤說道:“在京師,這個責任就是禮部的。”

羅萬化拱手說道:

“禮部甘願領責。”

蘇澤說道:

“放在地方上,一地教化乃是父母官的職責,戲劇關係到教化,所以也應該是父母官的職責。

羅萬化一喜。

蘇澤這是要將戲劇的管理,和地方考核結合起來,如果責任落在父母官,也就是地方主政官員身上,事情就更好推進了。

“此事還需要張首輔點頭,不過事關朝廷教化之事,張首輔肯定是支持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