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6章 為什麼他能賣那麼好
編輯部拿到文件時,冇有人第一時間說話。
數據編輯把三個統計口徑擺在一起,重新核算。內地華語正版,1億3830萬。內地以外亞洲華語正版,約5250萬。英文專輯全球銷量,1億400萬。
合計:2億9480萬。
主編站在他身後,看了很久,然後說道:“再算一遍。”
“已經算了四遍。”
“讓所有人分彆算。”
辦公室裡響起一片按計算器的聲音。
幾分鐘後,五張紙被擺在桌上,結果完全一致。
2億9480萬。
副主編盯著這個數字,聲音有些發乾:“他才二十六歲,出道八年。”
“八年,接近3億張。”
發行負責人從資料架上抽出一本美國版《滾石》,翻到去年製作的全球唱片銷量專題:“披頭士現在公開統計大約4億。”
“邁克爾·傑克遜,3億5000萬。”
“貓王,3億。”
“鄭輝,2億9500萬。”
有人下意識接了一句:“全球第四?”
“不一定。”
數據編輯搖頭:“唱片銷量的統計口徑很亂,有些算單曲,有些算專輯,有些把組合成員個人作品並進去。我們這份隻算鄭輝個人名義發行的九張專輯,不算單曲,不算電影原聲裡冇有收錄進專輯的歌曲,也不算他給王菲和
範彬彬製作的唱片。
“不過按個人專輯口徑,他已經進入全球曆史最頂級的一檔。”
副主編翻看資料:“披頭士是六十年代,貓王從五十年代開始,邁克爾·傑克遜的職業生涯也橫跨三十年。他們都經曆過唱片工業最繁榮的黃金時代。
“鄭輝是1998年出道,而且正趕上唱片業衰退。”
主編從桌邊拉開椅子坐下:“把國際唱片業近十年的數據找出來。”
產業組編輯很快打開資料庫:“全球唱片市場從1999年左右見頂,之後逐年下滑。盜版、網絡下載、刻錄盤都在衝擊實體唱片。美國唱片銷量這幾年也在下降。”
“所以問題不是他賣了2億9500萬。”
主編發出一個疑問:“真正的問題是,為什麼在全世界唱片銷量都往下走的時候,他的銷量還在往上走?”
隻羅列數字,當然足夠震撼,但《滾石》不是財務年鑒,他們必須解釋數字背後的原因。
主編看向在座的人:“我們不問鄭輝紅不紅,這個問題冇有意義。
我們要問,他為什麼能在實體唱片衰退期賣出接近3億張?
為什麼他的下一張總比上一張賣得更快?
為什麼新專輯會反過來帶動八年前的舊專輯?”
“還要問,他到底改變了什麼。”
接下來的四天,編輯部的人四散奔走。
有人去了上海最大的幾家音像店,有人去了廣州、京城和成都,有人采訪唱片批發商,有人聯係CD機、VCD和DVD生產企業,也有人查閱國家統計部門與行業協會的曆史資料。
調查最先找到的,是載體變化。
1998年鄭輝發行《倔強》時,內地市場仍是磁帶的天下。
一台進口CD隨身聽價格往往超過一千元,相當於很多普通工人一兩個月工資。CD本身價格也高,一張正版CD能買三四盒磁帶。
所以《倔強》在內地賣出1350萬盒磁帶,CD隻有180萬張。這些CD很多還是最近幾年才加印的。
到了《浮生》和《半生》,磁帶依然占絕對主力。
變化發生在2002年至2003年。
國產CD機價格快速下降,兼容CD播放的VCD、DVD機大規模進入普通家庭。一台幾百元的DVD機,不僅能看電影,也能播放音樂CD。
2003年,全國CD銷量達到5230萬張。
總量依舊低於磁帶,增速卻遠遠超過磁帶,增長核心來自一二線城市家庭和年輕消費群體。
那一年,CD第一次從少數人的奢侈品,變成普通家庭能夠承擔的大眾消費品。
鄭輝恰好在這個節點推出《中國風》。
一名家電行業研究員在采訪中解釋:
“不是《中國風》推動了CD機普及,也不是CD機普及單獨成就了《中國風》。兩件事是同時發生的。”
“消費者家裡剛買了DVD,第一件事是什麼?買幾張碟試機器。”
“買誰的?當然買最有名最不會出錯的。鄭輝。
京城一家大型音像店的經理給出了更直觀的說法。
“鄭輝的新專輯上架,從來不是隻擺一摞。”
“那怎麼擺?”
“整麵牆。”
“有這麼誇張?”
“《中國風》發行那天,我們把進口電影DVD撤了一半,空出正門右側兩組貨架。上午十點開門,晚上八點,3000多張CD賣空了。”
“磁帶呢?”
“4000多盒,第二天繼續進貨。連著一個星期,貨車每天來兩趟。”
記者問:“買的人是什麼類型?”
“什麼人都有。學生、上班族、出租車司機、帶孩子的家長,還有六七十歲的老人。
“老人也買?”
“鄭輝和彆的年輕歌手不一樣,他的年齡是年輕人的年齡,聽眾不是隻有年輕人。
經理轉身從櫃台後拿出一本進貨賬:“最有意思的不是新專輯。”
“是什麼?”
“新專輯發行以後,舊專輯跟著賣。”
他把進貨賬翻到2003年1月。
“《中國風》上市第一個月,《半生》的銷量漲了兩倍,《餘生》漲了一倍多,《倔強》《浮生》也重新進了暢銷榜。’
“為什麼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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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歌迷補舊專輯,每次都這樣。奧運會以後最誇張,《Champion》是英文專輯,照理說和內地華語老唱片關係不大,可他拿五塊金牌,所有人都在談他。我們店裡《倔強》一天賣了100多盒。”
記者翻著賬本:“八年前的專輯,一天100多盒?”
經理笑著說:“這還隻是一家店。”
“鄭輝不是在賣九張互不相關的唱片,他是在賣一個作品庫。每一張新唱片,都會給前麵的八張做廣告。”
唱片公司的人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鄭輝與普通歌手的區彆。
上海一家大型唱片公司的企劃總監接受采訪時,先提出一個業內最常見的發行邏輯。
“一張專輯十首歌,公司會選兩首主打,因為宣傳資源有限。電台打榜、電視節目、MV、平麵廣告,每一個都要錢。你不可能平均推十首,隻能押兩首。”
“兩首主打火了,那專輯大賣。冇火,整張專輯就被淹冇的悄無聲息。”
“但鄭輝不一樣,他的每張專輯都冇有真正意義上的非主打歌。”
記者發出疑問:“不對啊,我記得比如《中國風》那張專輯,主打歌是《東風破》?”
“唱片公司替他選主打,隻是為了確定宣傳先後,不是為了從十首歌裡挑出兩首能聽的。”
企劃總監拿來一張紙,寫下《倔強》的歌單。
《倔強》《追夢赤子心》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《我的天空》《我相信》《飛得更高》《最初的夢想》《冇有什麼不同》《改變自己》《驕傲的少年》。
“你告訴我,哪首是填充曲?”
記者冇有回答。
他又寫下《浮生》的幾首歌。
《不浪漫罪名》《明年今日》《K歌之王》《白玫瑰》《十年》《謝謝你的愛1999》《因為愛所以愛》《單身情歌》《紅玫瑰》。
“哪首可以刪?”
依舊冇回答。
“再看《半生》
總監這次冇寫,他口述:“《無名的人》《飄向北方》《無名之輩》《消愁》《像我這樣的人》《爸爸媽媽》《起風了》《老男孩》《曾經的你》《父親》《父親寫的散文詩》。”
“普通歌手一張專輯有一首達到這種傳唱度,公司就能吃三年。鄭輝一次放十首,下一張繼續放十首。”
記者問:“所以他的歌迷會形成信任?”
“不是會形成,是早就形成了。”
企劃總監語氣很肯定:“普通歌手每次發片,都要重新證明自己。上一張賣得好,不代表下一張好聽。消費者會先聽主打歌,再看口碑,最後決定買不買。”
“鄭輝呢?直接買。很多人都不試聽,他們看到鄭輝兩個字,就知道這張專輯不會讓自己後悔。”
“普通歌手靠單曲爆款,單曲紅了,帶動一張唱片。下一張重新開始,還是賭主打歌。”
“鄭輝靠什麼?品牌。”
“歌迷買的不是某一首歌,是鄭輝這個名字代表的確定性。每一次購買滿意,都會增強下一次購買意願。信任一張張累積,最後變成品牌溢價。”
記者問道:“所以他會越賣越多?”
“隻要作品質量不明顯崩塌,就會越賣越多。”
記者說:“但實體唱片市場不是正在萎縮嗎?”
“市場萎縮影響的是普通歌手,鄭輝的份額反而在上升。”
“池子裡的水少了,但他這條船越來越大。彆人每年少賣百分之二十,他可能隻少百分之五,甚至因為新事件刺激再漲百分之十。結果就是整個市場越來越集中到他身上。”
“還有人能複製嗎?”
“不能。”
“為什麼?”
企劃總監笑了一下:“你要先連續寫出六七張金曲全集。”
“然後呢?”
“拿格萊美,拿奧斯卡,拿金棕櫚、金獅,去奧運會拿五塊金牌,捐幾個億,再在每一次公眾注意力達到頂峰的時候準時發唱片。’
“聽起來不現實。
“所以才不能複製。”
工業變化解釋了載體,作品質量解釋了信任,品牌效應解釋了回溯購買。
但主編看完第一版稿件後,仍然認為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層。
為什麼許多平時不購買唱片的人,也會購買鄭輝?僅靠出名,解釋不了2億9500萬張。
編輯部重新梳理了1998年至2006年的時間線。
1998年,《倔強》讓鄭輝成為樂壇新人王,《浮生》則把他推向天王位置。
1999年,《半生》正式確立他在華語樂壇的統治力。
2000年,第一張英文專輯《ZHENG HUI》進入歐美主流市場,第二年拿到格萊美九項提名、七項獲獎,其中包括最佳新人和年度製作。
這已經不再是普通娛樂新聞。
一個中國歌手正麵進入歐美流行工業核心,並完成近乎橫掃式的勝利。無數原本不聽搖滾、不購買英文唱片的人,也因為這場全國性的文化突破記住了他。
2000年,《爆裂鼓手》拿到金棕櫚和戛納影帝,次年再獲奧斯卡最佳導演及最佳外語片。
在此之前,中國電影在奧斯卡核心獎項上的成績是零。
那次獲獎既屬於鄭輝,也被大眾視作中國電影的突破。每一個關注這場勝利的人,都可能轉化為他的潛在聽眾。
此後,《那些年》大賣,《餘生》發行,《我的野蠻女友》成為現象。
《疾速追殺》拿到金獅、威尼斯影帝,隨後又拿到奧斯卡影帝。
《海邊的曼徹斯特》獲得威尼斯評審團大獎,他與張國榮並列影帝。
《獨自在夜晚的海邊》獲得柏林評審團大獎,高媛媛獲影後。
《蝙蝠俠》全球票房七億八千萬美元,再收五座奧斯卡。
這些電影事件一次次把鄭輝推到不聽歌的人麵前。
2003年,安溪捐贈曝光,2.9億元,非典之前采購的八百八十多萬個N95口罩和四十八萬套防護服。
2004年,雅典奧運會。
五個射擊項目,五塊金牌,全部滿分,並幫助中國代表團第一次登頂奧運金牌榜。
任何一件事單獨發生,都足夠支撐一個人一生的聲望,它們卻在七年間密集地發生於同一個人身上。
於是,鄭輝每次發行專輯,都不再隻是推出一件音樂產品。
而是在製造一場文化事件。
消費者購買唱片,既是為了聽歌,也是在參與一個公共話題。
鄭輝出現在所有媒體、學校、辦公室、宿舍、出租車和家庭飯桌上。擁有一張他的唱片,意味著冇有缺席這個時代最熱烈的討論。
他的國際獎項會喚起文化自豪,奧運金牌更讓個人成就與國家榮譽緊密相連。這個時候,購買鄭輝的專輯,與支持一個普通明星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。
唱片還具備社交價值。
小眾作品需要解釋,鄭輝不需要。
無論同學、同事還是家人,都能從他的歌裡找到共同話題。他有搖滾,有情歌,有中國風,有流行舞曲,也有勵誌作品。
老人能聽,年輕人能聽。
不同地域、不同階層、不同年齡的人,都能在他的作品庫裡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首。
專題的核心結論,由此落定。
鄭輝的唱片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音樂商品,它是一張公共文化入場券。
購買者買到的不隻是十首歌,也是一個話題、一種參與感、一份文化自豪,以及不會出錯的審美保險。
在這種情況下,2億9500萬張不再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神話。
它是作品、品牌、時代、設備、聲望和公共事件共同疊加後的結果。
而且,很可能還冇有抵達終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