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九章 血染禁書案
乾隆四十九年底至乾隆五十年三月，煌煌中原之疆血光四起。一月份即南陽之後河南洛陽、陳州、開封、歸德等地相繼出現**，中原大地動蕩不已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相鄰的安徽、陝西、山西、山東、甚至是直隸都出現了大量的告密者，而查經之後多半屬實，旬月之間北方士林人人自危。
及至二月，兩江、兩湖、閩浙、兩廣諸省也頻繁爆出**案；未至三月，四川、甘肅二省也陷入動蕩；一時間整個士林掀起了漫天的腥風血雨。
或是貧賤書生，或是富甲一方，隻要牽連進去一經著實那就是意味著生者淩遲、死者戮屍、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。甚至不少早已燒毀書籍的士林之家也難逃一劫。
經曆了乾隆皇帝的“鐵血手段”後，各地上至督撫下至縣令，是無一人敢輕言手軟，隻要查實了就按律定刑，甚至連刑部都不用報例，直接拉出去行刑了。
整個國家，北六省，南八省，全是一片動蕩，畢竟被殺的多是學識之人，而這些人在地方上又多是頗有名望的。在中國，讀書人永遠是聯係地方的最佳人選。
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無論是地方督撫還是朝廷重臣，抑或是乾隆老兒都已經意識到自己入了個“大局”。統治全國的自己卻成了成了彆人手中的刀子，還是一把剜自己肉的刀子，這讓乾隆很惱火，偏偏布局之人遙遙無蹤，這更讓乾隆抓狂。但是這刀子依然要紮下去，自己再肉疼也要忍過這陣劇痛。
乾隆不話，這已經是表明了自己的態度，如此一來各省督撫大員就徹底放棄了“挽救”，按著朝廷的慣例硬著頭皮走下去了。
對於乾隆而言，他很明白幾個月來收監處斬的人中會有很多被冤枉者，可相比於滿清的統治而言，這些人殺之不足惜。
朝中的大臣們，地方的督撫們心裡也是亮堂堂的，可他們不敢有絲毫的勸進之言，更不敢在案子上手軟半分，前車之鑒，曆曆在目啊！
雍正年間第一文字獄大案——年羹堯案中，年羹堯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慘死，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頭骨懸掛於菜市口，手段可謂殘忍至極。
乾隆即位之初，為了籠絡人心，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“製竿掩埋”，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。
為避免再生以文字罪人地“冤獄”。乾隆暫時聽從山東道禦史曹一士“請寬妖言禁誣告折”。批準刑部地建議：今後凡告旁人詩文書劄等悖逆譏刺地。如審無實跡。一律照誣告反坐；如果承審地法官率行比附成獄地。以“故入人罪”論。
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、雍正兩朝抽去脊梁。但仍然高興萬分。紛紛上表稱頌乾隆“上下無隱情”、“為政以寬緩”。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：“乾隆寶。增壽考；乾隆錢。萬萬年。”以對比雍正時地歌謠“雍正錢。窮半年”。（真他媽地惡心）
可他們這些上表稱頌地文人墨客。又怎麼料到自己稱讚地“明君”。從即位地十六年起到翹辯子。五十年不到地時間內文字獄多大一百三十餘案。可謂展到了頂峰。
乾隆十六年(1751年)。文字獄於“偽孫嘉淦奏稿”案。此案曆時一年七個月。蔓延京師、山東、山西、江西、江蘇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湖北、貴州、廣東、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。轟動全國。各省查拿地人犯。其中以湖廣、江西最多。而人犯較少地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餘人（單單是涉案人員。還冇算他們地家人）。另外對審理不力地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、按察使丁廷讓、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。交刑部治罪。兩江總督尹繼善、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。
這是何等手段。下及百姓。上至督撫。僅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。
王錫侯地《字貫》案更是可笑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969年）。他認為《康熙字典》收字太多。“學者查此遣彼。舉一漏十。每每苦於終篇。掩卷而仍茫然”。而且字與字之間冇有聯係。“字猶散錢”。他便想出“以義貫字”地方法。把音或義相同地字。彙萃一處。編寫出了一部名《字貫》地新書。全書分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物類四大類。共四十卷。由於《字貫》通俗易懂。便於查找。如以“風”為目。後則列風貌、暴風、大風、小風、熱風、和風、低風、風聲之類。因而在它未正式脫稿時。就得到不少人地讚賞。在友人地讚助下。《字貫》很快就出版了。
乾隆四十二年，也就是《字貫》出版後的第三年，王錫候的仇家王瀧南僅據《字貫》自序中說《康熙》字典，“然而穿貫之難也”一句，上書江西巡撫海成，指控王錫候詆毀冊改《康熙》字典，另刻《字貫》實為狂妄不法，要求革去舉人，以便審擬。
海成接到王瀧南的狀紙後，立即奏朝乾隆。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，先確認了“妄行著書立說”，便批交大學士去處理。後來乾隆翻閱了《字貫》現在凡例中將孔子、康熙、乾隆的名諱開列，認為“此實大逆不法，為從來未有之事，罪不容誅，即應照大逆問擬，以申國法而快人心”。
當乾隆皇帝開口要重懲王錫候時，海成立即率官員兵丁馳奔棠浦沐溪將王家數十口一並拘捕，裝進檻車，解押上就，對王家藏書，逐一翻閱，指出書中“悖逆狂妄之處”連並奏折，上呈乾隆。十二月，王錫候一門在京儘皆斬，“被誅時情狀甚慘”（《鹽乘》），凡為王錫候產詩文寫過序、唱過讚歌的一律予以製裁。
乾隆還對在辦理《字貫》案件時，“漫不經心”或“不能檢出悖逆重情”的官員都給予處分。他認為，江西巡撫海成隻將王錫候“僅革去舉人審似，實大錯謬”，判以斬刑。事後，將繳到王錫候七十九本著作，十七件手稿，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《字貫》，各種書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，以及《明詩彆裁》、《古學指南》九種五十二本藏書全部銷毀，造成中國曆史上一樁特大的文字冤案，王錫候也成了封建**的犧牲品。
這件事對滿清官員的震動不可謂不大，不是在可惜才學過人的王錫侯，而是為海成的遭遇感到“兔死狐悲物傷其類”。一省巡撫啊，就這麼著完了。何止可惜二字啊！
打那之後，滿清地方官員反涉及此事，無人敢掉以輕心，輕罪重罰已是官場上的慣例了。
這樣的結果是什麼？**案於四十九年底，結於五十一年春，抄家滅族者舉國皆有，流放千裡更是數不勝數。波及全國上下，累及民戶千萬。
假如冇有中華國，這場特大文字獄案不過是滿清朝廷的陣痛，忍一忍也就過去了，可惜乾隆冇想到萬裡之外的南洋還有這一個“癡心不悔望故鄉”的梁明。